其實，減稅也好，提薪也罷，都不是一個新話題，但將其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提出，的確不乏新意，亦說明政府開始正視國民財富的大蛋糕中，政府、企業(yè)和居民的比例扭曲問題。
就政府、企業(yè)、居民三者在國民財富分配中的現狀看，三組數據的歷史變化可以一目了然地揭示其中的問題：
一是改革開放30年，城鎮(zhèn)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.2％；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.1％，都遠遠低于GDP年均增速。這一方面說明經濟成果大部分歸于國家，這從財政收入最近幾年高達20%以上的增長可以說明，“國”與“民”收入分配嚴重失衡，居民購買力低下導致產能過剩和結構失衡；二是近十年來，就投資、消費、進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論，消費在GDP里的貢獻從60%下滑到目前的36%，不僅遠遠落后于諸多發(fā)達國家，更落后于“金磚四國”的其他國家；三是1997年～2007年，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.4%降至39.74%；利潤擠占工資的現象突出。
現實的情況是，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提了多年，由于利益關系的復雜，推動的難度非常大，在政府支出不斷增加的情況下，讓政府減稅觀念上沒任何問題，但實施起來很困難，導致整個收入分配改革處于僵持狀態(tài)：政府不愿意降低自己收入增長的大好態(tài)勢，壟斷企業(yè)不愿意吐出壟斷利潤，而競爭性的企業(yè)在利潤空間有限的情況下沒有更大的加薪空間，最終就是居民收入的止步不前和消費的滯后，不得不依賴出口的周期律和惡性循環(huán)。
人大財經委調研的思路無疑是對的，但減稅也好，提薪也罷，需要足夠的魄力和智慧。這的確是一份不得不去面對的政治考卷，它從民生和經濟轉型的各個層面考量著社會的民生含量和執(zhí)政能力。
